发挥法律援助基金会募集资金作用，拓宽法律援助经费渠道。
为解决法律援助资金保障问题，一些国家探索了以下做法： 一是律师信托账户利息收入。办案补贴是对办案的成本费用的补助，它的高低直接影响对案件的精力投入，应进一步提高补贴标准。
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地方法律援助基金会通过募集的社会资金并投入法律援助项目，与政府法律援助形成互动，也可以发挥相应的人力作用。充分发挥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与有关省市（目前只有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的筹资功能，充分利用指定用途捐助资金、法律服务组织的捐助，鼓励社会组织、个人等按照《公益事业捐赠法》直接以资助办理某些类别的法律援助案件等形式捐款支持法律援助机构等。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在司法行政部门的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人员为符合本法规定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2.《草案征求意见稿》第2条在法律援助的概念中间接规定了法律适用的条件，包括经济困难与特殊案件的当事人两个基本事项。随着供需的变化、经济发展状况、法治环境的变化，法律服务市场价格也是流动的。
而且，各自的人员配置、薪资报酬、专业分工、职责任务、培训机制等应有差异。在丹麦，如果客户涉及保险范围的法律援助，律师可以通知保险公司支付律师费，保险公司支付的最高额为75000克朗，不足部分由政府法律援助机构补齐，但是刑事和家庭法案件不在保险范围。其二，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确定为判定程序轻微违法的要件，改变了《行政诉讼法》（2014）第74条第1款第2项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作为确认违法判决的要件之一的立法安排。
[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1条第2款第10项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3.程序轻微违法与对原告权利产生实际影响。法院认为：三原告作为与‘泰和花园N1栋商品房的规划调整存在重大利益的关系人，大洋公司作为行政许可申请人，依法享有听证的权利。上述两个判例都涉及行政机关未尽程序通知义务而引起的行政争议。
在这样的行政程序分类框架之下，相同情形的程序违法，如行政机关超过法定期限五天之后作出的行政行为，对干预行政行为来说可能构成违反法定程序，而对于给付行政来说也可能被认定为是程序轻微违法。唯需要指明的是，（1）在判例1中，法院认定违背程序正当原则欠妥，理由是在有法定送达方式的情形下，即使不引入正当程序原则，其裁判理由也可以支持其裁判结论。
在判例3中，法院把新沂市公安局在事发十年之后再对潘龙泉作出治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构成违反法定程序，又加上滥用职权的理由判决撤销，显然法院并不认同这仅仅是超期限的程序违法，而是已经达到了背离行政处罚立法目的滥用职权，[44]应该说，此判断是十分精当的。在判例2中，从《行政许可法》第7条规定看，实施行政许可不能解释为仅限于行政许可决定的作出，还应当包括行政许可的撤销、撤回、变更、注销等决定。因为，在逻辑上还存在中度程序违法的情形，更何况，在法规范上还有可能推导出被诉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产生了实际影响的情形。[21] 在最高法院《行诉解释》的法律框架下，陈振宇认为，判断程序违法是否对重要程序性造成实质损害，当以设定相关程序性权利的目的能否实现作为标准。
但从原告祝东勇与第三人袁凤英的婚姻状况实体要件看，没有违反法律上的强制性规定。我们知道，确认违法判决只否定了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但它的法效力仍然存在，行政相对人必须服从它的法效力——履行义务或者忍受权利的损害。也就是说，凡是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且损害原告合法权利的，原则上都应当适用撤销判决，即使是程序轻微违法也是如此。在最高法院《若干解释》第56条之下此案适用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因有其他应当适用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之规定，在法律依据上是说得过去的。
在《行政诉讼法》（2014）之下，法院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适用撤销判决时，需要处理好70条第3项与第74条第1款第2项之间的逻辑关系。[34]判决结果：确认无效。
判令行政程序轻微违法但不撤销,并没有使相对人获得任何形式补偿,行政机关虽败犹胜。本案贵阳市人民政府以分管副市长在相关申请报告上签署意见，并以此取代应以书面形式作出的责令限期拆迁决定和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决定及相应的送达程序，亦不符合上述规定要求。
这与《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序列有关。判例3. 潘龙泉诉新沂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案。有一种观点认为，对于《行政诉讼法》第70条正确的理解应当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应当一律撤销，但行政行为属于轻微违法，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人民法院可以不判决撤销，而是判决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7条第2款第（2）项之规定，判决确认被告句容市规划局、句容市城市管理局于2010年7月4日作出《限期拆除通知书》的行为违法。[9]由此我们是否可以推断，《行政诉讼法》（2014）第74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可能是一种立法疏漏。在《行诉解释》法律框架之下，程序轻微违法=若干情形（处理期限轻微违法。
这种取舍受制于地域法治状况发展的历史因素和地域法治环境的空间因素。（4）程序上存在其他轻微瑕疵或者遗漏，未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利的。
王汀在整理法院相关判例的基础上，列出了程序轻微违法的八种情形，即超过法定期限、文书记载错误、行政程序颠倒、未履行公告程序、未履行告知义务、未正确告知处罚事实、落款日期错误和未严格审查当事人的申请材料。相对于《行政诉讼法》（2014）第74条第1款第2项，这里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其一，在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中，将原告权利限缩解释为重要程序性权利，同时又将实际影响改为实质损害。
干预行政行为在内容上主要是限制或者剥夺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给付行政行为则是对行政相对人的授益，主要是金钱给付等。在没有法定程序的情况下，法院仍然采用正当程序原则的司法审查标准，但它不断地扩大其适用的行政领域范围。
本案中，金堂工商局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只按照行政处罚一般程序告知黄泽富等三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而没有告知听证权利，违反了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二、法律规范分析与学说发展 （一）法律规范分析 《行政诉讼法》（2014）除了在第70条保留了违反法定程序之外，它又在该法第74条第1款规定的确认违法判决要件中，添加了程序轻微违法和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两个新概念。（六）行政决定形式违法、程序瑕疵和超期限作出行政决定等其他违反法定程序情形 判例1. 于栖楚诉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强制拆迁案。[52]关于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的适用，本文认为应进一步明确如下几个问题：（1）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并非当然是确认违法判决一部分内容，是否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由法院视个案情况确定。
[11]自1998年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以来，这个观点可以说也已经成为一种通说了。确认违法判决对于施桂英来说是胜诉了，但这样的胜诉于她来说又有多大意义呢？因此，本文认为，重估行政程序的独立价值，设立程序违法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可以作为落实行政诉讼中对行政相对人实效性权利保护的法政策选项之一。
[56] 王玎，见前注[16]，第191页。[27]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9年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433-436 页。
法院认为：思明区政府在强制拆迁时没有通知被拆迁人即上诉人施桂英及其家人强制拆迁日期，且上诉人思明区政府将搬迁的财物运送至安置房后，领取被搬迁财物的书面通知未实际送达被执行人，程序违法。[65] 《南昌地铁未批复先动工该不该被表扬》，《南方都市报》2015年6月24日。
二是违反程序的行政行为不会对相对人实体权益造成影响。[14] 信春鹰，见前注[5]，第188页。[45] 梁凤云：《新行政诉讼法法讲义》，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461页。[57]对此，本文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在原告初步举证的情况下，应当强化法院职权判断，尽可能收缩《行政诉讼法》（2014）第74条第1款第2项的适用范围。
此条确立了重大且明显违法为判断被诉行政行为是否无效的标准。但如行政复议决定书超过法定期限两天送达这样的情形，对原告权利究竟产生何种实际影响，能够通过其举证确定吗？所以，实务中原告可能往往只能提出一个主张，并无证明加以支持，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法院在裁判中能否有所作为呢？一位法官说：在对行政相对人的调査显示，受访者普遍表示法院未进行实际调査，亦无客观评定标准，裁判文书未阐明如何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影响。
[64]但在行政诉讼法的框架内，这并非当然。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大量的行政行为‘问题适法，动辙被以‘瑕疵评介，不仅纵容了行政行为的随意性，模糊合法性审查标准的边界，而且更为值得警醒的是导致‘法律工具主义的抬头，最终影响司法权威。
正如有学者所言：最高法院在很大程度上一个制定公共政策的法院，而不是或主要不是审判法院。[55] 信春鹰，见前注[5]，第197页。
